新經濟對財務管理和管理會計的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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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對財務管理和管理會計的影響分析

新經濟對財務管理

和管理會計的影響分析


黃世忠

(廈門國家會計學院 361005)



一、新經濟對財務管理的影響與啟示


價值創造是財務管理孜孜以求的目標。在新經濟時代,價值創造的驅動因素發生嬗變,要求財務管理與時俱進,不斷變革和創新。以下從財務管理重心的位移、財務管理對象的變化、財務管理邊界的拓展和企業融資偏好的改變等四個角度,分析新經濟對財務管理的影響,指出財務管理的變革方向。


(一)新經濟對財務管理重心的影響

在舊經濟時代,大規模的制造模式要求企業在存貨和固定資產上投入巨資,重資產、財務資本密集司空見慣,企業的價值創造嚴重依賴于有形資產和財務資本。在新經濟時代,驅動價值創造的關鍵要素已經不再是有形資產和財務資本,而是無形資產和智慧資本[1],企業的資產結構悄然發生變化,輕資產取代重資產,智慧資本密集替代了財務資本密集。在新經濟時代,價值創造可視為企業在特定結構資本框架下,將人力資本作用于關系資本而產生的經濟增值行為。誠如《沒有資本的資本主義:無形經濟的崛起》一書指出的,資本主義正向“智本主義”過渡(Haskel and Westlake,2018)。資本主義強調財務資本在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中的至高無上地位和作用,凸顯了以重資產和資本密集為特征的產品經濟時代企業對“資本家”的依賴,而“智本主義”則認為智慧資本才是價值創造的最重要決定因素,主張價值分配應當向智慧資本傾斜,承認知識經濟時代掌握了知識和技能的“智本家”才是價值創造的最大貢獻者,而不是手握雄厚資金的“資本家”。


在價值創造環境發生如此重大變化的情況下,財務管理如果繼續奉財務資本為圭臬,而無視智慧資本作為最重要生產要素的角色,不僅將導致會計信息相關性的持續惡化,而且可能使管理失焦,誤導投資和管理決策,產生“重物輕人”的資源錯配。新經濟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是:財務管理應當根據價值創造環境的變遷,適時調整財務管理的聚焦點,促使財務管理重心逐步從財務資本轉向智慧資本,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智慧資本的確認、計量和管理上。


在新經濟時代,企業有必要將智慧資本有機地嵌入到績效管理之中,使之與財務績效管理渾然一體。離開智慧資本的績效管理,如果不是本末倒置,就是有失偏頗。梳理智慧資本相關研究文獻可以發現,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關系資本的評價尚處于探索階段,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評價方法是比較切實可行的選擇。


人力資本可以從投入和產出的角度進行評價。投入的角度側重于人力資本開發、維護和提升的評價指標,如人均招聘/培訓/開發費用、員工教育程度、擁有專業職稱的員工比例、人均薪酬福利待遇、員工滿意度、敬業忠誠度、員工離職率、企業文化宣傳支出、團隊凝集力、知識分享等;產出的角度關注的是人力資本創新和創造的評價指標,如來自專利、商標和授權的銷售收入比例、新產品銷售占銷售收入總額的比例、新產品的銷售毛利、人均銷售收入等。


結構資本的評價指標主要包括四類:一是規章制度建設,如內部控制、激勵機制、風險防控、績效評價等方面的制度建設以及為此投入的人力資源和財務資源;二是信息系統建設,如IT投入及其占銷售收入比例、網上審批和遠程辦公普及程度、信息技術更新頻率、數據庫建設支出、數據共享程度;三是組織活力氛圍,如員工提出的批評意見書和改進建議數、管理層對意見和建議的反饋處理數、部門之間的協作精神、市場應變能力、危機處理能力等;四是開拓創新能力,如新增客戶數、擁有的專利、商標和特許經營權數量、研究開發支出總量及其占銷售收入比例。


關系資本的評價指標可分為四類:一是客戶關系評價指標,如市場占有率、品牌價值、客服滿意度、老客戶收入比、新客戶開拓數、客戶訂單數、客戶退貨率、單一客戶購買量、廣告促銷支出總額及其占銷售收入比例等;二是供應商關系評價指標,如供貨及時性、采購折扣率、因質量和品種問題的退貨率、供應商回訪率等;三是網絡關系評價指標,如研發聯盟、營銷聯盟、采購聯盟的運用程度;四是社會關系資本,如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提供的融資便利和融資成本、監管部門處罰數、消費者和環保主義者投訴等。


在智慧資本中,人力資本是最為核心的要素,因為結構資本和關系資本的價值最終都是依靠知識員工創造的。對知識員工的管理,其重要性一點不亞于對財務資本的管理。既然知識員工是價值創造的最重要決定因素,建立吸引和留住高素質知識員工的長效機制將成為新經濟企業的頭等大事。鑒于此,財務管理理應在以下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1)完善價值分配機制,讓人力資本與財務資本按貢獻度參與價值分配,最大限度實現“智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的利益耦合。在這個方面,華為的做法值得借鑒。2018年度華為的人力資本成本(工資福利費)為1466億元,占營業收入的比例高達20.33%,而財務資本成本(包括利息費用和按6%推算的股權資本成本)只有203億元,僅占營業收入的2.81%。人力資本成本超越財務資本成本的現象并非華為獨有,在高科技企業中十分普遍,說明新經濟時代價值分配向知識員工共傾斜是大勢所趨;(2)籌劃員工持股方案,讓知識員工分享企業經營發展的成果,最大限度實現企業利益與員工利益的有機統一。華為在這方面堪稱楷模,創始人任正非只持有1.4%的股份,其余98.6%的股份由8萬多名知識員工持有,這意味著華為2018年593億元稅后利潤的權益幾乎全部由知識員工享有;(3)制定稅收籌劃方案,在延攬高端人才時最大限度降低高薪知識員工的稅負,在新經濟時代,稅收籌劃不應僅限于流轉稅和企業所得稅,而應延伸至個人所得稅;(4)設計員工福利制度,包括為知識員工及其家人提供良好的宜居、教育和醫療條件,最大限度地減少知識員工的后顧之憂。簡言之,財務管理應像過去關注資本預算和運營資本管理那樣關心和呵護知識員工,因為他們才是價值創造最彌足珍貴的資產。簡言之,新經濟是知識和創新驅動型的經濟形態,財務管理必須革除“重物輕人”的陋習,只有將工作重心從對資產資金的管理逐步轉向對知識員工的管理,才能激發知識員工的創新熱情,充分釋放其價值創造潛力。


(二)新經濟對財務管理對象的影響

在舊經濟時代,“渠道為王”是企業做大經營規模的主要途徑,但在新經濟時代,繼續耗費大量資金在物理世界布設營銷渠道可能得不償失,“渠道為王”甚者有可能淪為“渠道為亡”的悲劇。相反地,通過網絡世界搭建社交、交易、支付、游戲、廣告等數字化平臺的方式,不僅是企業做大經營規模的捷徑,而且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則,還是整合各方資源的有效手段。新經濟、新業態的“野蠻增長”,平臺戰略功不可沒。平臺經濟的成功經驗可歸納為“流量為王,平臺是金”。“流量為王”是指海量的用戶可以聚集人氣,提升平臺的知名度和關注度,在增加訪問量和交易量的同時,還可以巨大的流量作為與內容提供商和服務提供商進行討價還價的強有力籌碼。“平臺是金”是指平臺可以匯集信息流、資金流、人流和物流,對這些無形資源加以發掘和利用,就可以衍生出無盡的商機。


以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和AGM(蘋果、谷歌、蘋果)為代表的數字化平臺企業,其獨特的資產結構(如表1所示)昭示著新經濟企業財務管理的對象將發生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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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性資產之所以成為BAT和AGM的最大資產項目,是因為它們都是平臺型企業,具有無與倫比的資金流吸附能力。如何對這些巨額資金進行有效管理,將成為平臺型企業財務管理的中心工作,資金調度、資金增值、資金安全無疑是這類企業財務管理的重要對象。推而廣之,如何對數字化平臺匯集的信息流、資金流、人流和物流進行挖掘、開發、分析和利用,是新經濟時代財務管理大有作為的領域。對于平臺型企業而言,財務管理的傳統對象如營運資本管理和資本預算等,其重要性將退居其次,因為存貨和固定資產的比重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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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盡管舊經濟十大市值上市公司在營業收入、稅后利潤、資產總額和股東權益方面均遠超新經濟十大市值上市公司,但其股票市值卻大為遜色。相對于舊經濟十大市值上市公司2.80倍的平均市凈率,新經濟十大市值上市公司高達7.55倍的平均市凈率說明新經濟企業的表外資產問題特別突出。這些表外資產如數字資產、智慧資本等才是價值創造的動力源泉,理應成為新經濟時代財務管理的對象,亟需財務人員持續跟蹤和有效管理。


(三)新經濟對財務管理邊界的影響

新經濟時代是“資源整合定成敗”的年代,外包、眾包、聯盟、平臺等戰略廣泛應用,生產制造商、材料供應商、技術開發商、品牌代理商、產品經銷商之間結成了利益共同體。企業之間相互依存度顯著提高,導致企業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和擴大,企業管理和財務管理已經超越了傳統的企業邊界。以單個企業或企業集團為邊界的傳統財務管理模式面臨巨大的挑戰,亟待變革。以生產制造商為例,即使其預算管理、成本控制、定價策略、資金管控、稅務籌劃、績效考核、危機管理等財務管理工作做得再好,但與其合作配合的材料供應商、技術開發商、產品代理商、品牌策劃商沒有做好相應的財務管理工作,生產制造商的核心競爭力和價值創造能力將受到重大影響。


在新經濟時代,財務管理的邊界由單個企業或企業集團延伸到整個供應鏈、價值鏈和生態網,是大勢所趨、環境使然。如何以資源整合為契機,在只有業務關系而沒有資本紐帶的情況下,構建嶄新的供應鏈財務管理、價值鏈財務管理和生態網財務管理,是新經濟時代財務管理必須直面的重大創新問題。近年來,供應鏈管理、價值鏈管理、生態網管理風生水起,外包、眾包、眾籌、聯盟等資源整合如火如荼,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財務管理依然故我,巋然不動,說明財務管理創新已經落后于企業管理創新。財務人員不能安于現狀,而應奮起直追,不斷拓展和延伸財務管理邊界,使其與不斷擴張的管理邊界保持同步。


(四)新經濟對企業融資偏好的影響

Meyers和Majluf (1984)基于信息不對稱的情景,提出了著名的優序融資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指出企業的融資選擇通常遵循“先內后外,先債后股”的順序。企業的融資偏好除了受到所得稅抵扣規定(利息可稅前抵扣、股利不可稅前抵扣)和投資項目不確定性影響外,還與銀行的信貸決策因素有關。其他條件保持相同,銀行一般更傾向于向現金流量充裕或有資產作抵押的企業發放貸款。與舊經濟企業不同,很多新經濟企業特別是初創型中小高科技企業,現金流量往往入不敷出,可供抵押的有形資產捉襟見肘,而銀行又不接受無形資產抵押,融資難、融資貴的窘境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瓶頸。對于這類企業而言,“先內后外、先債后股”的融資偏好有可能變成“先外后內、先股后債”。


Wind數據顯示,技術密集型的創業板上市公司2018年末的平均負債率只有為39.88%,遠低于上市公司(不含金融機構)60.66%的平均負債率,更低于國有企業64.69%的平均負債率。技術密集型中小企業的低負債率現象,既可能是銀行歧視性政策所致,也可能是企業融資偏好使然,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成百上千企業排隊等候發行新股的現象,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企業特別是中小科技企業在融資偏好上更傾向于股權融資,而不是債務融資。


新經濟企業融資偏好的改變,給財務管理帶來機遇和挑戰。在初創、開發、成長和成熟等不同企業發展階段,如何優選和匹配種子基金、天使基金、早期風險資本、后期風險資本和新股發行,都是財務管理可以積極作為的領域。另一方面,新經濟企業引入風險資本和發行新股時,如何進行合理的估值也充滿挑戰性。偏重于財務業績的傳統估值方法,如市盈率法、未來現金流量折現法,對于還處于“燒錢”和虧損狀況但擁有龐大用戶群、市場和技術前景廣闊的新經濟企業而言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只有針對新經濟企業的經營和財務特點,開發出有創新理論支撐的估值模型和估值方法,才能在新經濟時代做出優化的投融資決策。基于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s Law),綜合考慮了用戶數量、商業模式、市場地位、技術先進性等變量的估值模型,為財務管理創新估值模型和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值得財務人員充分關注。


二、新經濟對管理會計的影響與啟示


與財務管理一樣,管理會計也直接參與價值創造。新經濟時代的制造模式與舊經濟時代相比發生了顯著變化,直接影響了價值創造的方式方法,客觀上要求新經濟企業對管理會計的決策功能重新進行定位。此外,得益于新經濟時代信息通信技術的創新動能,管理會計日趨數字化和智能化,管理會計的角色將發生蛻變,其會計色彩逐步弱化,管理色彩顯著增強。


(一)智能化制造推動管理會計職能演變

信息通信技術特別是5G商用、工業互聯網和工業機器人的迅猛發展,將開啟制造業新紀元,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的傳統制造模式將逐步被小批量、個性化訂制的智能制造模式所取代。制造模式的顛覆性變革,對管理會計的傳統職能產生重大沖擊,推動管理會計職能的演變。


智能制造下列三個特點將對管理會計產生重大影響,客觀上要求管理會計求新求變以適應新的制造模式。智能制造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個性化小批量訂制,對成本核算精細化的嚴苛要求前所未有,直接成本必須及時按最小顆粒度(每筆訂單甚至每項作業)采集、計算和分析,間接成本必須按其與每筆訂單的因果關系精確分攤,才能為每筆個性化訂單的差異化定價決策提供及時、精細、準確、多維的成本核算信息;智能制造模式的另一個特點是脫媒化營銷,企業繞過中間商,直接與客戶打交道(典型的B2C),定價權不再由渠道而是由廠商掌控,再加上定制化而不是標準化制造,意味著管理會計必須在定價方面扮演核心角色,基于及時性和精細化成本核算的定價決策支持,為每個客戶和每筆訂單實行差異化定價,將成為管理會計的核心功能(黃世忠,2015);智能制造的第三個特點是網絡化協作,每一件產品甚至每一個零部件的研發、設計、生產都需要生產制造商與技術開發商、材料供應商、品牌策劃商通力合作、協同配合,這就要求管理會計更多地關注整個供應鏈、價值鏈和生態網的協同效應分析,促使企業通過分工協作,優勢互補,相互賦能,實現輕資產、去庫存、低成本、快周轉、高回報的財務目標。


(二)數字化轉型加速管理會計角色蛻變

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特別是功能強大的物聯網和日臻成熟的財務共享中心,不僅將為作業成本法(ABC)和平衡計分卡(BSC)等管理會計方法的落地、普及和推廣奠定堅實的技術和數據基礎,大幅降低流程再造的成本,而且將從根本上推動管理會計的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數字化、智能化、實時化、決策型將成為管理會計未來的重要發展趨勢,管理會計與數據管理將實現高度融合、無縫對接,財務信息、市場信息、經營信息、技術信息相互交融,相互印證,管理會計的會計色彩將逐步淡化,管理色彩將顯著增強,會計與管理的邊界將日益模糊。張為國和王文京(2019)指出,提供事后、事中、事前三個時態,展現、分析、控制、決策與創新五個層級,覆蓋企業業務與資產經營全過程的更高價值的全面數據服務,將是“事項法”會計革命的產物。筆者認為,在提供全面數據服務的同時,深度參與決策管理將是新經濟時代管理會計的核心價值所在。


信息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促進了信息流、資金流和物流的高效流動,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時,也加劇了市場的波動性,舊經濟時代相對穩定、可預期的市場環境逐漸被新經濟時代動態多變、難以預測的市場環境所取代,熊彼得所說的破壞性創新成為新常態,企業隨時都可能因為新技術或新商業模式的出現而被無情淘汰。面對新經濟時代動態多變的市場環境,實時反應、高效決策變得尤為重要。2002年,麥肯錫咨詢公司提出了“現時經濟”(Now Economy)或“實時經濟”(Real-time Economy)的概念,指出企業應當借助信息通信技術建立實時報告(Real-time Reporting)系統,在決策過程中以零時滯的方式對內外環境變化做出反應。Belfo等(2015)指出,信息通信技術的顛覆性創新使實時報告和實時會計(Real-time Accounting)成為可能,并由此導致財務會計、財務管理和管理會計的重大變革,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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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管理會計的角度看,實時報告和實時會計將促使管理會計在業務流程優化、數據時效提升、內外數據共享、決策智能化、企業架構整合等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日趨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管理會計將以更加高效、更加精細、更加動態的方式參與戰略規劃、預算編制、決策執行、業務控制和績效評價等管理決策。


在大數據時代,管理會計與數據分析的融合將日益緊密,首席財務官(CFO)、首席信息官(CIO)和首席架構官(CAO)的角色交叉、互為依賴成為常態化。在管理會計師向大數據分析師轉變的趨勢下,管理會計隊伍的人才結構和知識背景將發生深刻變化,不僅需要精通會計的專業型人才,更需要諳熟信息技術、工程、業務和市場等方面的復合型人才。單一知識背景的低端管理會計崗位將大面積被信息技術所替代,復合知識背景的高端管理會計崗位將備受青睞。唯有不斷優化人才結構,合理搭配知識背景,管理會計才能順利實現數字化轉型,以應對VUCA(易變性、不確定性、復雜性、模糊性)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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